相信我們每個人在瞭解了那段歷史之後,都會在心裏翻了天地覺得憋屈和愧疚。他們被虧欠得太多,我們都想補救。但時至今日,無論我們再對他們說什麼做什麼,都已於事無補、為時已晚。

對於歷史,我們幾乎無能為力,那不是我們可以安撫的慘痛,也不是我們可以補救的委屈;對於現實,我們一樣束手無策,當他們中寥寥無幾的活人普遍面臨的已非全民的漠視,而是至親的拋棄時,我們又能改變些什麼? 
  

也許正是出於愧疚和令人抓狂的無力感,《團長》才面對他們選擇了沉默。

是說不出口,是不知道怎麼說,更是說什麼都太蒼白、太無力。

249所說「這不是寫給那段歷史的親歷者看的故事」,其中沒有「你們是民族的英雄」,「你們委屈了」,「人民永遠感謝你們」之類的表達。

我們當然可以拍一部戲來對他們說這些話,就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樣,將鏡頭對準他們在戰場上的英勇,甚至依照矯枉一定過正的傳統,我們曾怎樣給他們抹黑,而今就怎樣給他們抹粉,如同開一場遲到了70年的追悼會:先妝點遺容,再追認功績,然後惹全國人民一掬熱淚。

只是死者已矣,墓碑聽不到也看不到,任何追悼會都不過是對活人的安慰。而《團長》根本不給活人以這樣的安慰。它不是一篇對墓碑念誦的祭文,而是對我們這些活在當下、正在創造明天歷史的人念誦的緊箍咒。

它不是要說國軍抗日如何英勇,而是在問,為什麼我們以前所未有的英勇卻依然輸得那麼慘、贏得那麼慘?!

我確信數落這些的人已經痛得快瘋了、急得快瘋了,因為很多問題,在今天依然如故。

它不歌頌炮灰的勇氣,而要我們別再等到最後時刻去依靠炮灰的勇氣。

「豈曰無衣,與子同袍」,說的不是弟兄們一起打生打死,而是我們彼此之間的責任與承當。

它沒有企圖償還我們欠那段歷史的債,而是想讓我們別在今天欠下明天的債。

「老思既往,少思將來」,它用少年中國的方式安撫我們的良心,救贖我們的靈魂。

它沒有標榜我們民族如何光榮而偉大,它說「我們出了問題,有問題就要改」!

它讓我們看到改正問題的艱難,也讓我們看到這種努力的成效。

雖然南天門之戰最終由一場完勝變成了炮灰團的覆沒,但因為龍文章們的努力,虞師逃過了劫難,炮灰團得以堅守樹堡38天,本來全軍覆沒也拿不下的南天門,以比較少的傷亡被拿下。

沒有一種努力會完全白費,我們也許無法挽救全局,但永遠可以帶來個人力所能及的改變。

「大仗是由小仗構成的,我有三百人,就打小仗」,「沒有一塵不染的事情,我們都在吸進灰塵,但不妨礙我們做得更好」。

《團長》彰顯的不是英雄主義或民族驕傲,而是實幹精神和理想的光芒。 

在《團長》中,我看到什麼是真正的絕境。

內部是半壁淪喪、機制黑暗、世道荒謬、離心離德;外部是大敵壓境、勢如破竹、亡國滅種指日可待。

「沒人想做別人桌上的籌碼,剛死就被忘記,仿佛沒有活過」,可在那種情況下,想做事的人沒有選擇,只能任由別人當作籌碼。

軍人的命運至少應該由勇氣和決心來決定,可往往是勇氣和決心還沒來得及登場,命運就已經被決策者的三心二意、操辦者的漫不經心、鑽營者的利欲熏決定下來。

真正的戰爭從來都爆發在我們自己內部,敵我廝殺的戰場上展示的只是早就被我們自己決定了的生死勝負。

龍文章說:「我們只是想掙扎出個人形……打這仗或者不打這仗都是想要個答案,答案不該是死。」

可是,從人渣到人的路幾乎就是從生到死的路。要麼行屍走肉地活著,要麼像個人一樣死去,哪種答案都是絕路,你能選擇的只是究竟讓靈魂死去還是讓肉體消亡。

很多人認為《團長》中那群潰兵的破爛、散漫、憤世嫉俗、雞嘴鴨舌辱沒了遠征軍的形象,這倒是和虞師一開始給他們的評語很像。連師座最後都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而改變了看法,反倒是我們一以貫之地只看表像。

每個社會都有這樣的人群,他們是草根中的草根,炮灰中的炮灰,沉默的絕大多數,註定被歷史湮沒。即便在我們終於開始注意這段歷史的時候,大多數人心裏祭奠的也不是他們。甚至在當年遠征軍內部,他們也是最被忽略被歧視的群體。而《團長》把目光轉向他們,是對最卑微也最容易被漠視的偉大發自內心的敬重。

曾經看過249向國殤園的墓碑深深鞠躬的照片,那裏掩埋的大多是王牌正規軍,但我相信他拜的並不是他們當年的軍容整肅、裝備齊全、威風凜凜、聲名赫赫,而是他們在絕境中的挺身和擔當,是「沒人願意當別人的籌碼,可總要有人犧牲」,是「明知是死,還在想勝利」,是「沒答案也要做事」,是「我們這個民族最後的脊樑」。

其實炮灰們的破落,更像彼時我們殘垣斷壁、積貧積弱的祖國;他們的散漫,更像上下猜疑、一盤散沙的党國內部。

當環境對人的擠壓達到極致時,他們需要為自己爭取那麼一點點生存空間,憤世嫉俗和雞嘴鴨舌不過是極端無奈下的自我心理安撫。看到他們,就像看到我們貧弱、破敗、悲憤、蒼老的祖國與強敵以命相搏,那麼慘烈,那麼悲壯、那麼悽愴。 

由於始終堅持在自己身上找問題,《團長》比很多抗戰題材的作品都多了慈悲。

龍文章可以體諒做了漢奸的孟父,因為他首先想的是作為軍人,是他們先輸了半壁河山,才讓國人做了漢奸。打不贏仗,至少別逼國人玉碎。其實當我們以一種自省和承擔的態度對待他人的時候,自然就會更寬容和善良。

有人說,為什麼龍文章能體諒孟父,卻難以原諒虞嘯卿。我想原因之一是因為他相信過虞嘯卿,曾把他當作朋友,而來自朋友的背叛最讓人寒心;另外,孟父當不當漢奸都改變不了什麼,而虞嘯卿無論如何都對那1000多個死人負有不可推卸之責。

慈悲不是無原則的濫好人,有時候,它甚至體現為殘酷和苛刻。比如龍文章放日軍進東岸後方,方法是殘酷的,但目的是仁慈的;他不管孟煩了經歷的絕望,揪住他的毛病不放,態度是苛刻的,但出發點是善良的。

滇緬抗戰是我們和日軍打得最慘烈的戰鬥,但《團長》對日軍的態度卻很平和。這相當於被人欺負了之後,不怪別人狠,而怪自己孬,同樣是一種講求實效的態度。

我們當然可以大罵鬼子無惡不作、喪盡天良,但罵過之後又如何呢?

除了煽動已然氾濫的民族情緒,這種方式改變不了敵人一根毫毛。我們最有可能改變的是自己,也只有改變自己,才有可能改變敵人,而這樣的改變源於冷靜的自省,在怨天尤人中根本不可能發生。

據說很多遠征軍老兵反而比我們對日本人更寬容,因為在那場戰爭中,他們和我們很多時候處境相同。

《團長》中的日軍,作戰頑強、吃苦耐勞,但當我們真狠起來的時候,他們也畏縮、逃竄;他們的打法不見得多高明,他們的指揮官兢兢業業,但也時不常地犯點低級錯誤;他們也有娛樂精神,七情六欲,放下武器時,甚至會跟我們在一個屋簷下相依為命。

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老百姓,是戰爭這個欠整死的癟犢子玩意兒,非得讓好好的人相互殘殺,你死我活。可以說,正因為《團長》把敵人當人來描述,才讓它的和平主義和反戰主張更加鮮明突出。 

對己自省、對事承當、對人慈悲,這是我在《團長》中看到的態度,一種無比爺們兒的態度!一種讓人越輕鬆就越沉重,越難過就越振奮,越崇敬就越慚愧的態度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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